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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轮驱动,构建智慧城市的基础平台

华为技术有限公司EBG全球智慧城市业务部总裁 郑志彬/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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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,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仅仅用了37年的时间,就将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提升了37%。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体量,其速度是极其惊人的,因为英、美、法等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城市化率却用了上百年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,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奇迹,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,我们为这个奇迹感到自豪,但不可避免地也看到了很多问题,面对着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不足、城市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大众需求,以及城市信息全面共享与充分整合能力不足等巨大挑战,同时过度快速的城镇化步伐也带来了各种“城市病”——交通拥堵、空气污染、医疗教育资源不足、垃圾围城、公共安全事件频发以及用地矛盾等等。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中国有,在很多发达国家中也在发生着,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体量问题,要解决这些问题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
“CBA+ABC”:双轮驱动下的数字化转型

作为一家提供技术、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公司,华为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,而这个时代恰恰与当前城市居民的需求、城市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发展的规划结合了起来。现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很多科技巨头都在谈论数字化转型,面向数字化转型,科技和信息化的力量是一股强大的使能和推进力量,因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发自内在的推动。

数字化转型是双轮驱动的, 包括业务和技术这两个方面。具体来说是V字模型、两条主线:一条是CBA(Customer-Business-Architecture),回归客户业务本质,为市民和经济发展创造价值,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架构,牵引技术发展的方向;另一条线则是ABC(AI+Big Data+Cloud),基于一个标准化的技术架构,通过技术来驱动业务的发展。这两条路径是共存并且是并行发展的。但是面向智慧城市,面向未来,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,我们更看重的是以业务驱动为核心、以技术驱动为辅助来推动一座城市的发展。

举例而言,当人工智能技术(AI)应用于不同的场景,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。实际上技术不与业务结合会产生很多限制。人脸识别是当前很热门的一个技术,有很多应用场景,在华为园区就已经部署了人脸识别系统。在这里举3个场景来说明技术一定是与业务与场景相结合的。

  • 场景一:用人脸识别实现上班打卡。这个应用既方便了员工,使之不用带着工卡去刷卡机上刷卡,也省掉了每个前台的刷卡机前端。
  • 场景二:用人脸识别进入园区和办公场所。我们更换了楼前的闸机,员工自动人脸刷卡进入,人脸识别时间是1.5秒之内。这个场景每个楼前节省了一个固定的保安。粗略计算,一个保安1年的费用是10万元,100个保安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成本节省。这个应用场景的价值是可量化的。
  • 场景三:如果在学校和教室的门口部署人脸识别摄像机,小学生进入(或离开)学校或者教室,学校就可以立即识别出来,然后通过短信通知家长,那么家长的安全感是否会得到极大提升?其背后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完全可以估算以及变现的。我们看到,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在平安城市中为保障社会安全、维持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,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则更加巨大。

那么技术如何在场景中发挥价值?如何把资源投入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,以确保社会和经济价值最大化?

坚持“平台+生态”战略,打造智慧城市的“黑土地”

以山东省高青县的危化品保障为例,通过利用最新的技术,高青在原有的危化品管理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举这个案例既不是为了展示华为在石化安全生产领域的能力有多强,也不是为了说明华为对危化品保障这个领域有多了解,实际上这个案例中的业务应用是华为的合作伙伴——中国安科院开发的,因为真正运营危化品安全的业务部门,对这个领域的认知一定比华为更强,对业务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。

在高青县的智慧城市建设中,华为的做法是第一步先选取了10个领域的应用场景,从中提炼出公用场景,然后基于业务驱动的架构(CBA),搭建并设计出一个开放且合理的整体架构,实现了业务归位,从而确保让最擅长的人做最擅长的事情。

我们从高青的场景中总结出来:整个智慧城市的业务需求对很多资源具有共性需求,这包括对物联网的需求,例如在危化品保障中就涉及到了很多物联网检测的感知,还包括大数据的支撑、全域视频监控的要求、面向全域的指挥调度系统,以及面向整个领域的一张图系统。基于这样5个基本要素,华为构建了一个基础的平台,将数据汇聚,将能力开放,让上层的应用都可以使用这些能力,打造出一个城市肥沃的“黑土地”,使整个城市的智慧化“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”。

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从架构上进行创新

再以我们熟悉的智能手机为例。传统的功能手机需要手机提供商自行判断用户需要的功能,并自己开发这些功能,然后搭载在手机上提供给用户。而智能手机之所以称之为智能,是因为其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软件功能,使得智能手机的应用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手机行业。智能手机的生产商不用再自己提供各种功能,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提供这些应用软件,才使得智能手机的应用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释放——众多的开发者在手机这个生态中尽情发挥,手机生产商根本不用去想,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产生;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应用?可以交给用户自己去选择,而不是手机提供商说了算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健康生态的自然选择机制。

在C端上发生的这些变化,完全可以在B端或者G端借鉴。如果将一个城市的生态对比为一个智能手机的生态,城市的ICT基础设施就是手机的硬件(性能强大、计算资源充足、存储资源丰富、网络连接高速等),而城市的数字平台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(开放的、标准化的),城市的应用系统应当百花齐放,采用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然选择机制,从而发挥出全社会的力量,将全社会的创新能力释放出来。

现代的城市千变万化,现在的用户需要敏捷、需要快速、需要创新。因此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从架构上进行创新。

我们知道,传统的创新链条周期长,类似于功能手机模式:发现需求,找集成商传递给软件开发商,由软件开发商开发业务;当软件开发商遇到技术需求时则传递给硬件开发商,硬件开发商经过评估决定是否接受需求,然后启动开发,交付硬件;然后软件开发商启动软件开发,交付软件……这样一个周期,根本无法适应智慧城市的需求。

而越往下层,创新投入越大,周期越长。例如芯片投入的周期是3年,资金投入需上亿元,而且风险很大,只适合大公司持续的投入;城市数字平台的版本更新周期是半年到1年。而越往上层走,越要求快速、敏捷、丰富,应用开发的周期应当以月计、甚至天计,这就要求发挥出全社会的创新力量,让各行各业以及不同城市间情况的巨大差异,都能在这一层的创新机制中得到解决。应用可以是丰富多样的,其选择机制不应在智慧城市的技术提供商,而应该交给用户,大家喜欢的、有价值的应用自然会得到广泛的采用,并有能力获取相应的报酬,以确保持续的迭代开发,从而构建出具备生态形式的智慧城市体系,真正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最大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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